嚴震生：卡特當年與北京建交逼迫台灣走上了民主化道路

公民論壇

2025年1月7日，美國為剛剛去世的前總統吉米-卡特舉行了隆重國葬。這位在百歲之年離世的民主黨領導人擔任總統的時間只有四年（1977年-1981年），但這四年間的幾項重要的外交成就的影響卻持續至今。其中之一就是1979年中美建交。吉米-卡特雖然並不是中美關係的破冰之人，但在他任下籤署的《建交公報》卻是中美關係進入新時代的起點。當然，如果說在中國大陸“高度評價“他為中美友好關係做出的貢獻的話，近年來在美國全球戰略中地位不斷提升的台灣對卡特逝世反應則頗為冷淡。1979年中美建交意味着美國與台灣中華民國斷交，已經在1971年因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功加入而退出聯合國的台灣，因此又在國際舞台失去了一個至關重要盟邦，其它邦交國也迅速跟風轉向，讓台灣中華民國陷入外交困境。46年後的今天，不少台灣人對此仍然難以釋懷。但台灣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研究員嚴震生教授接受本台電話採訪時表示，台灣由此陷入的困境對台灣此後的民主化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法廣：嚴教授您好，美國剛剛為前總統卡特先生舉行了國葬。卡特先生在任內，在1978年底宣布美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正式建交，建交公報1979年1月1日生效。 與此同時，美國與在台北的中華民國斷絕外交關係。對台海兩岸來說，這都是非常重要的事件。對台灣人來說，這尤其是令台灣人非常失望非常震驚的消息。但是美國與北京政權的關係的改善其實從1971-1972年就已經開始。是否可以說在1972年到1979年這段期間，中美建交已經是大勢所趨？在這期間台美關係處於怎麼樣的一個狀態？

嚴震生：我覺得，在1971年美國無法阻止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中華民國進入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台灣退出聯合國之後，國際社會許多國家大概都感覺到風向在變。1971年夏，（美國時任國務卿）基辛格去訪問北京。兩個多月後，我們台灣就被逼，退出聯合國。接下來就看到1972年2月（時任美國總統）尼克松與（時任中國國務院總理）周恩來在上海發表“上海公報”。1972年9月，日本就與台灣斷絕外交關係，宣布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國際社會其實從1972年尼克松訪問之後，大概就已經看到勢在必行了，只是因為尼克松後來遭遇“水門事件”，（建交）延遲了。 但在此期間，尤其是1970年代中期，台灣在歐洲的邦交國，比如西班牙等都提出與台北斷交，在亞太地區，澳大利亞等國家也都斷交。就是因為知道美國已經轉變方向，所以很多國家也跟着轉。拉丁美洲慢慢在1970年代-1980年代初期也開始轉向，在台美斷交以後，（斷交）速度就更快了。所以，台灣其實對此應該是有心理準備的。 可是當卡特宣布的時候，還是讓大家比較震驚，因為畢竟已經拖了那麼久了，感覺上好像可能不會那麼快，不一定會行。其實，自尼克松時代開始，許多談判就在進行中，美國在北京成立聯絡辦事處，只是我們希望能夠有更好的安排。美國國會後來也通過了“台灣關係法”，對台灣的安全保障還是有。

所以，台灣當然是對卡特非常不諒解，但是始作俑者其實還是尼克松，是國際關係格局中“打中國牌”來對抗前蘇聯的兩大集團之間的一場競爭。這是台灣再怎麼樣也無法扭轉的一個國際現實。

法廣：美國與北京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與台灣的中華民國斷交，對於台灣當時的國民黨政府是否也有一個巨大的衝擊呢？當然，蔣介石那時已經過世，台灣已經進入了蔣經國時代。

嚴震生：我覺得當然有。如果我們今天回頭去看，台灣在民主化之前對美國最大的利益考量大概就有兩個：一個是台灣是所謂反共陣營的一部分，是美國要圍堵共產主義擴散蠻重要的一個陣營。第二就是台灣的戰略地位，它處在第一島鏈，是“不沉的航空母艦“。就是說，台灣的戰略意義和意識形態與美國（利益）完全吻合。

還有一點是，在1960年代以後，台灣對美國的一個蠻大的資產，是台灣的經濟開始慢慢起飛，整體發展很不錯，造成了台灣的經濟奇蹟。就像當時的南韓，也就是現在韓國一樣，這是美國可以拿來向其他一些第三世界國家——在非洲也好，拉丁美洲也好——那些不願意擁抱美國力挺的這種開放性的資本主義的發展路線的國家炫耀，在全世界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裡頭，將台灣作為最好的模範生。

但是，1970年代末期之後，首先，尼克松打中國牌後，台灣的戰略地位就顯得不是這麼重要了，因為美國要跟中國共同對抗前蘇聯。其次，在意識形態方面，美國好像也願意稍微放棄一些（堅持），去與中國打交道。而且，建交之後，中國大陸也剛好就在那個時間點，大概就在卡特宣布跟北京建交（1978年12月15日）三天之後，中共三中全會就通過了改革開放的決議（1978年12月18日），中國的經濟也開始起來了，它的戰略地位也在（提升）。

對台灣來講，我們被迫要再找到另外一個可以彼此區隔兩岸的（方法），就慢慢開始走向開放民主。 今天在美國最重要的全球大戰略中，我們是它的民主夥伴，是民主陣營的一部分。這一點，我個人認為，卡特有幫台灣找到一條新路：在某種程度上，台灣被迫要與對岸區隔，於是進行了民主化，這對台灣社會整體是好的。另外，台灣其實在1980年代也面臨著經濟升級的瓶頸。我們的勞工成本高了，我們的環保意識也高了，所以很多重工業、石化能源工業等都受到了環保團體的挑戰。再加上我們的土地成本也高了，然後美金兌台幣的匯率被逼從1:4，一路升到1:25。過去台灣常常透過台幣貶值來增加我們的出口競爭力，現在匯率已經升到這麼高的時候，其實競爭力已經差了。而且，美國跟中國大陸接觸之後，我們隨即也有機會跟大陸有對話的可能，可以把台商轉移到大陸市場。我覺得其中一個很重要原因是， 美國跟北京建交之後，很多在美國或者其他地方的華人到中國大陸去，其中很多是台灣人。很多台灣的商人或者台灣人會覺得：為什麼國外的台灣人可以進去大陸，而我們的不行？所以蔣經國後來也與對岸開放，首先是探親，然後慢慢開始有台商的活動，投資、市場生產等等。這讓台灣在1990年代的經濟持續強化升級。因此我個人會給卡特一些加分。當然，我知道在台灣，卡特因為是跟北京建交的總統，所以總是被認定是對台灣不利的總統。但從後續的一些發展來看，其實卡特還是做了一個對台灣發展比較有利的決定。

法廣：美國與北京正式建交幾個月之後，美國的國會也通過了“台灣關係法”。卡特當時對這個台灣關係法的最終版本起到了怎麼樣的作用？有些評論曾提出：其實卡特最初的台灣關係法版本非常簡單，對台灣並沒有實質的保護……

嚴震生：是。沒有錯。我們知道國會裡有一些對台灣友好的議員，我們當時稱他們是“中國遊說團”（China lobby） ——這裡的“中國”是中華民國、自由中國。這些比較偏保守的參議員與台灣關係非常好。他們覺得，首先，建交/斷交作為對台灣來講其實還是蠻粗魯的。雖然我們知道，任何外交轉移都是最後一分鐘通知，但當年美國在台灣的駐華大使安克志是半夜把蔣經國叫醒，通知他這樣一個決定。大家都覺得這樣做非常不禮貌。所以卡特也知道有一些理虧。 當這些國會議員要推動一個比較真正關注到台灣安全的、能夠提供台灣防禦性武器的“台灣關係法”的時候，我想，尼克松大概心裡頭也覺得，既然（與北京）建交目的已經達到了，現在有這麼多對台灣友好的議員提出需要，他也就順水推舟接受了他們的提議，這才有了現在的台灣關係法。我覺得，當時對台灣友好的議員在國會裡仗義執言，推動通過這個法律，確實讓台灣，不只是在武器問題上可以持續軍購，最重要是在心理上面覺得有一個美國國內法關注台灣的安全。雖然沒有說一定會出兵保衛台灣，但至少是希望能夠提供台灣有足夠防衛性的武器，確保台灣的安全，美國與台灣之間的經濟、文化、社會、教育的互動也會持續。我覺得這個對當時安撫台灣的人心還是有些幫助。

法廣：1999年，已經離任總統的卡特接受邀請訪問台灣，與台灣第一位經全民投票選出的總統李登輝會面。台灣朝野當時對卡特還是頗有怨言。您怎麼理解李登輝當初邀請卡特前往訪問的作為呢？

嚴震生：我想，李登輝總統自詡為台灣的“民主先生”，他一定會希望讓卡特看到：他當初做的決定的結果讓我們台灣成為一個民主的典範。卡特來台灣後也講， 他不會後悔1979年的決定。儘管1989年中國發生六四天安門事件，很多人覺得，中國大陸的威權體制沒有改變。尤其是現在，很多人都會認為，當年美國與大陸建交的時候，是希望能夠出現類似韓國或台灣的發展，也就是在都市化、中產階級興起、教育水準提高之後，慢慢走向比較多元民主的社會。但是大陸現在沒有走向民主，美國對“和平演變”的期待沒有發生。大家於是抱怨當初建交的期待沒有達到。可是對台灣來講，就像我剛才講的，李登輝可能心裡頭有數：當初把我們逼上完全被放逐的、被放棄的（處境），有點像國際社會的孤兒一樣的感覺變成我們要自立自強的一個新的民主風貌的動力。我認為李登輝當時是有這樣的意思，想讓他看看，現在台灣已經總統都直選了，國會全面改選了，也完全自由了……我覺得這也是卡特樂見的。而且，李登輝大概也不那麼在意當時的斷交，所以，邀請卡特在他任下來完成訪問，可能比較容易一些。

法廣：近幾年台海兩岸關係急速緊張。當然此時卡特年事已高，不知道他對台海兩岸的關係，是否也有過關注呢？

嚴震生：如果沒有記錯，他好像只有提到希望兩岸和平解決問題，他沒有在特別的在細節上面多關注啊，就是我看到的部分，那這一次我們看到他過世之後啊。 你看大家提他的國際外交上面貢獻大概第一個就是以色列跟埃及和解的dai戴維營協議。第二個可能就是巴拿馬協議。至於他與大陸建交，大家可能覺得這主要是尼克松任下的成績，只是在卡特任下剛好完成而已。所以台灣人現在對他的評價，年輕的完全不認得他，我們這一代中很多人非常有情緒，到一直會記得到現在。當時我正在美國讀書。可是我是學政治學的，學國際關係的，縱觀全局來看，我覺得卡特其實幫台灣找了一條生路。

法廣：特朗普政府很快就要上台，中美的戰略競爭關係已經全面鋪開，台海兩岸的關係近年非常緊張。在特朗普的第二個總統任期，台灣會不會擔心再出現“打中國牌”的可能性，從而再一次被邊緣化？

嚴震生：我覺得這的確會讓台灣擔心，最主要是因為川普這個人不談所謂的民主價值，沒有什麼民主陣營，他都是單邊主義，而且喜歡與習近平單獨打交道。 他執行的又是一種交易式外交，這確實會讓我們擔心。川普在他之前擔任總統的時候，曾把台灣比喻成他桌上的一個筆尖而已。後來又說台灣既要美國的保護傘，但又不想交保費；說我們的國防預算太低，更糟糕的是他把我們指控成晶片的”小偷“。 這對我們來講都是非常不利的說法。換句話說，他已經把我們妖魔化了。如果今天再發生衝突的時候，他有可能說服美國人不需要來援助台灣。 這是我比較擔心的部分。特別是他不喜歡與別人一道推動一種比較有共識的美國外交，而是他迷信他個人的魅力，覺得他跟習近平可以達成任何的協議。這是我們比較擔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