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亞偉：中美需要一個新的和平共處框架

公民論壇

美國剛剛為2024年12月29日去世的前總統吉米-卡特舉行了隆重國葬。中國官方“高度評價”他無論是在擔任總統期間還是在卸任之後為中美關係作出的貢獻，但這位在百歲之年離世的民主黨領導人擔任總統的時間只有四年（1977年-1981年）。國際輿論在評論卡特在這四年間的重要外交成就時，通常首先想到的是以色列與埃及1979年達成的和平條約，或1977年與巴拿馬就巴拿馬運河控制權達成協議，而不是1979年1月1日的中美建交。如何看卡特在這項標誌着中美關係新時代的舉措中發揮的作用？雖然重視人權是卡特外交政策的一大特色，但在與中國建交的決定中，地緣政治考量顯然遠遠高於人權理想。卡特在卸任後雖然也曾通過他1982年在亞特蘭大成立的非盈利組織——卡特中心支持中國的基層民主建設，但該中心支持創辦的“中國選舉與治理網“2012年即在中國遭到屏蔽，標誌着這項努力的失敗。46年後的今天，中美兩國已進入全面戰略競爭，當年的接觸政策的正當性引發質疑。如何看這位美國前總統對華政策的遺產？卡特中心的中國項目主任劉亞偉先生接受本台電話採訪時，介紹了他的觀察與分析。

1979年中美建交：沒有勇氣和遠見就難以做出的決定

法廣：的確，在當時東西方對立的冷戰格局背景下，中美關係的破冰之人更是1971年夏秘密訪問北京的時任美國國務卿基辛格以及1972年2月訪問中國的美國時任共和黨籍總統尼克松。自此以後，中美關係走向正常化已經是大勢所趨。1977年1月才就任總統的吉米-卡特簽署中美建交公報之舉是否更是水到渠成之際的摘桃之舉呢？

劉亞偉：應該不能說是摘桃派。要是大勢所趨的話，為什麼（建交）耽擱了將近七年的時間？«上海公報»是1972年2月份簽署。«建交公報»簽署是1978年12月15日，建交是1979年1月1日。當然，尼克松本人後來捲入“水門事件”，內外交困，最後沒有精力繼續推動。尼克松辭職後，副總統福特接任。福特雖然在任下訪問中國，但是他可能覺得自己沒有獲得“授權”（mandate)，可能想在選舉以後再說。我覺得,對於卡特來說，當時的壓力還是很大.一方面台灣的院外活動集團實力很強，另一方面，民主黨任何要與中國改善關係或者穩定關係的舉動都會被共和黨、被美國的保守派看作是向共產陣營投降。特別是尼克松，他的政治生涯本來就是建立在反共反華的作為上。所以，當他說要到中國去，大家覺得那是為了國家安全。如果是民主黨人（就會不一樣）。杜魯門總統任下就被指控說是“丟了中國”（the loss of China）。肯尼迪和約翰遜當時也都想跟中國接觸，但是考慮到整個美國的政治生態，也都沒有邁出關鍵的這一步。也有人對卡特說過，如果他當時跟中國建交，他有可能在1980年的選舉中落選，最好等到連選連任之後，在第二屆任期沒有後顧之憂的時候再去做這件事……所以，我不覺得卡特任下的建交之舉是摘桃子。

而且談判的整個過程也很艱巨。我覺得，（共和黨人）尼克松和（民主黨人）卡特在與中國建交問題上有共識，那就是要最後打敗蘇聯。但要讓蘇聯在冷戰中失敗，就需要撬動中蘇關係，讓中國不僅跟蘇聯離心離德，還要讓中國跟美國是一股道上跑的車。他們兩人在這個問題上沒有問題，只不過因為台灣當時有院外活動集團，台灣在那個時候也不是什麼民主國家：實際上（華盛頓與北京）建交促進了台灣進一步的民主化，因為離開美國以後，台灣如果想繼續讓美國為自己提供保護傘，就首先要實現民主化。從地緣政治的角度考慮，中國的面積、體積，中國未來可能產生的經濟當量，那都是台灣不可比擬的。

當然，我們也不能低估中國在這個時候有一位領導人，同樣有遠見，同樣英明，能夠和卡特在這個時候共同做出一個沒有勇氣和遠見就做不出來的決定。

法廣：人權外交在卡特政治生涯中一個重要的特點，但是他在與北京建交與台北斷交這項決定中，其實人權問題也不是最重要的一環……

劉亞偉：卡特做總統的時候把人權作為外交的一個基石，我覺得，他做的可能比任何一個前任總統都做得更多。雖然在中國問題上，我們覺得他沒有盯住中國的人權政治，實際上那個時候，不管是尼克松還是還是卡特，與中國談外交時，瞄準的目標當然都是莫斯科。在冷戰還沒有結束的時候，卡特就提出來美國的外交活動不能忽視人權，這已經是比他的前任往前邁出了一步。當然，歸根結底，美國的外交決策是根據國家利益、國家安全做出的。人權是一個重要的部分，但不是最重要的部分。今天，大家也能看出來，在這個問題上，實際上在跟以色列打交道時，人權、人道主義又變得更像是一個符號。

中國若繼續走“中國式現代化”道路，中美關係仍會起伏不定

法廣：最近三四十年的變化中，台灣一步一步走上民主化的道路，中國則是在一度開放之後，一步一步又開始關上大門。卡特對於中國後來的這些發展是否有關注？他有沒有注意到，他當年想以與中國接觸來推動中國走上民主道路的設想，實際上失敗了呢？

劉亞偉：卡特中心在中國的活動從90年代初與中國殘聯合作，到90年代末期與民政部和全國人大合作， 2012年之後與中國的智庫、大學、專家等合作，首先都是要促進中美兩國老百姓、中美的精英對對方有更好的了解。之前所做的是慈善事業，主要是殘聯假肢生產線和聾啞學校老師的特種教育培訓。後來是推動中國的基層民主，因為民主是卡特中心一個重要的項目。所以我們和國內的民政部以及全國人大合作推進基層民主，而且同中國的學者、官員一道，探討基層民主選舉如何可以一步一步地向上走，最終啟動中國必不可少的政治改革。2012年之後，雙邊關係發生了變化，國內政治也發生了變化。所以卡特中心做得更多的是中美之間要互相理解，通過更好的理解對方避免出錯。我們最擔心的是中美兩個國家發生武裝衝突。卡特中心，包括卡特本人，最關注的也是最重要的，甚至超過民主、超過人權的理念，是和平。如果沒有和平，一切都是空談。

法廣：卡特中心幫助在中國建立了“中國選舉與治理網”。中國的基層選舉現在已經是即便有選舉，也是形式上的選舉。“選舉與治理網”網站已經被中國關閉……

劉亞偉：“中國選舉與治理網”2012年被中國政府屏蔽之後，我們不停地更換域名，後來將網站先是掛在亞馬遜，後來掛在微軟的雲上。實際上，（被中國政府屏蔽之後）網站還一直在更新，直到2023年3月份。因為網站是由國內的網絡公司設計，卡特中心擔心（網站）有後門。為了保證這個網站的使用者的隱私和安全，最後是我們自己（將網站）下線。但是我們現在還在同有關方面探討怎麼能夠重新啟動這個“中國選舉與治理網”。選舉與治理網2002年4月1號正式上線，2023年3月卡特中心將它下線。對我們來講，中美關係從長遠的角度講，兩國如果真的要變成一種可持續的、雙贏的關係，也要取決於中國最後的體制走向。如果中國還是繼續沿着所謂的“中國式現代化”往下走，中美關係在今後若干年應該還是會起伏不定，動蕩不已的。

中美需要制定一個新的和平共處框架

法廣：自中美建交以來，國際形勢格局已經發生了非常大的變化。在中美關係如今如此對立的形勢下，如何看卡特當年的外交政策尤其在中國和台灣議題上的主張？他留下什麼樣的遺產？還是說他當時對形勢的分析已經時過境遷，過時了？

劉亞偉：卡特的遺體剛從卡特中心移至國會山供美國民眾瞻仰的那一天，美國參議院的多數黨領袖、眾議院議長、副總統哈里斯（也稱賀錦麗）等都做了演講。哈里斯在她的悼詞里說，卡特最重大的外交成績是與中國建立外交關係。實際上，從卡特12月29號去世以後，不管是學者還是其他的政府部門的人在談卡特的政治遺產和成就的時候，在看他在哪一個方面做出了與眾不同的貢獻的時候，很少有人提到他做出了與中國建交的決定。我覺得，與中國建交以及接觸政策（engagement policy）最重要的成就是，在經常有戰事的東亞（之前首先有二戰中的日本，之後有韓戰，後來又有越戰），1979年之後，那裡一直是世界上最和平的地方。因為有和平，所以就有了繁榮，（那裡）現在成了世界經濟發展最重要的發動機。

美國如今有很多人質疑當時的對華接觸政策是不是給中國製造了機會，是不是讓中國得以對美國的國家安全、美國的生活方式、美國的意識形態構成了巨大的威脅？我覺得說這樣說可能也沒錯。但是，一個貧窮落後的中國對世界來說並不是什麼好事兒。現在沒有人去想：如果當初不與中國建交，讓中國繼續沿着改革開放之前的路往下走，那今天的中國會是一種什麼樣的狀況？如果中國亂起來的話，現在一個巴勒斯坦的亂，就已經讓美國狼狽不堪，中國那麼大的一個國家因為落後，因為老百姓不滿，因為各種各樣的原因出現動亂的話，那給整個世界會造成什麼樣的局面？所以，我覺得，要緬懷卡特的外交政策和卡特的政治遺產，就是中美一定是要保持溝通。而且中美一定要彼此都認識到，我們的確是有不同的政治制度、不同的歷史、不同的價值觀，但是我們可以找到合作的領域。而且，無論如何我們都要保持溝通，要管控危機，保證兩國不會發生任何武裝衝突。我覺得這可能是他最重要的（遺產）。

在2018年12月31日，也就是在中美建交四十周年的前一天，卡特給«華盛頓郵報»寫了一篇社論。他強調，中美一定要防止進入新的冷戰。我們今天在卡特中心做的所有工作都是按照他的意願，從中美不再發生衝突的角度，做任何我們力所能及的事。卡特愛說的一句話是：當年跟中國談判建交的時候，中美的不同要比今天大得多得多！所以，還是要取決於兩國領導人的遠見和勇氣，以及他們說服身邊團隊的能力。在美國，三權分立的國會、行政部門還有司法部門要能夠協調，最後制定一個新的中美關係的框架。«紐約時報»的專欄作家弗里德曼最近曾去中國，回來以後寫了幾篇文章，其中第二篇文章就提出：中美實際上需要一個新的«上海公報»，也就是中美關係現在需要第四個公報，要保證中美在即將進入21世紀30年的時候，找到和平共處的新框架。

法廣：但是中美兩大國尋找和平共處的新框架的過程中，是不是台灣又會成為一個被拋棄的棋子？

劉亞偉：我覺得台灣的問題已經不是中美問題了，台灣問題也是一個國際問題，因為從（1972年2月簽署）«上海公報»開始，到後來（1978年12月）的«建交公報»，再到後來（1982年8月）的«八一七公報»，就是所謂的中美三個公報。加上美國國會（1979年4月）的«台灣關係法»，台灣已經牢牢靠靠地進入了美國的國內政治。如果美國不改變從特朗普第一任期後期到拜登這四年在台灣議題上的做法，也就是中國政府所說的“台灣政策空心化”，那台海變成火海的可能性應該還是很大的。所以我覺得在台灣問題上，美國應該更清楚地闡明自己的立場，並且明確地表示：台海問題是兩岸華人的問題，（美國）樂見兩岸華人通過和平的手段找到解決問題的路徑。我覺得這是美國至少要做到的。對大陸來說，則要有一定的承諾，在沒有違反中國制定的«反國家分裂法»的情況下，大陸不會對台灣使用武力，而且應該盡量減少甚至停止所有對台灣的這種灰色地帶威脅和破壞，然後，再通過互相的走動，互相的貿易，互相的溝通，最後找到雙方都能接受的、兩岸可以走到一起的方式。這樣就會避免讓台灣變成犧牲品，避免讓台灣成為美中兩國競爭的戰場。如果不是這樣，那對2300萬台灣人民來說是莫大的悲劇，對整個中華民族也是一個莫大的悲劇。